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首先感谢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的邀请。在此发言，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因为我的主要研究领域偏宏观，多从机制设计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制度的平稳转型和改革发展，对具体的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所做的研究不多，所以今天的会议也让我受益匪浅。下面我想从原则性的问题方面谈谈我对长江经济带，特别是中国中部地区发展的一些看法。
首先我谈一个大背景，也就是中央终于高度意识到了长江经济带、中部崛起的极度重要性。上午大家也谈到，长江经济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差不多占到43%，而中部地区又是长江经济带的“腰”，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主要是从经济方面来看，但从一个更大的格局和更高的高度来说，中部地区的发展也影响到国家安全。自古至今，无论是从稳定政权还是从防范外侵的角度来说，中部充分发展和崛起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战略地位。大家知道自古有逐鹿中原的说法。过去两千多年以来，如果要中国稳，中原一定要稳。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主席在考虑到国家安全的时候，提出的“三线”建设重大战略部署也都说明了中部发展的至关战略重要性。
然而，过去30多年来，与中央早期对南部珠三角、东部长三角发展的重视，以及随后国家对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到近些年对京津冀都市圈建设的大力支持和政策倾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部的发展和崛起一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政策倾斜，2014年长江经济带建设国家发展战略的提出非常及时和必要。特别是在当前中美关系有所恶化，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非常防备甚至是敌视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将长江经济带发展放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和全局中来考虑，这是事关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和复兴的问题。在这样一个重要性认知之下，我下面主要从五个方面来谈。
第一点，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目标理念以及做什么、怎么做、谁去做的关系问题。从今天上午的发言或我所看到的一些资料、文章，绝大部分的都是在讲长江经济带应该做什么，这些毫无疑问是正确和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怎么做、谁去做，才能达到既定目标呢？关键性举措又是什么呢？这方面谈的不多，没有着重强调改善元制度基本环境的根本重要性，我觉得这些才是我们学者更需要考虑到和做研究的。其实，目标设定或提出所要解决的问题相对来说较为简单，关键是如何执行和实现目标以及弄清解决面临问题的路径、举措及方法。在艰难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正确的路径往往很少，但现实是各种改革方案和智库建议是五花八门，但大多缺乏科学性、严谨性、前瞻性，是弱逻辑思维习性，不能精致化，故难以摆脱泥潭，导致改革和发展无法真正深入，给予政府无限作为或不科学作为的空间，几十年来反复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环怪圈。在这方面我们学者要付很大责任，因为我们没有将可持续良性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路径及其方式方法讲清楚，必须从深层次上进行改革才能避免这种“乱、收、死”的现象。实际上，在十九大报告中谈得非常明确。整个中国的经济，不仅仅是中部和长江经济带，在过去40多年的发展中都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没有真正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平衡的、充分的、良性的高质量发展。中央全会里提到的五大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概括得非常精准，符合新时代的发展定位。首先，中国要进一步的发展必须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其次，中国要做到区域经济不同层次上的协调发展，避免形成同质竞争。再次，一个地区的发展是多方面的，既要考虑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考虑到生态问题等等。在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虽然有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没有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经济在发展的同时，绿水青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水质、空气、环境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污染。第四，开放也很重要，这个开放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第五，共享的含义是社会创造的财富分配要均衡，不能由少数利益集团垄断。
第二点，我们要将短期发展稳定与中长期改革治理相结合，来解决高质量发展和五大新发展理念落地问题。要解决高质量发展和五大新发展理念的落实问题是有难度的，也就是要解决科学性的问题。既要保证经济的不下滑，生活水平不下降，同时又要通过改革创新来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必须要处理好短期稳定发展、风险防控的政策协调与中长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处理好短期的发展和中长期改革治理的关系，要做到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动态联动。想把一件事情办成，无论是一个国家、地区或者单位的发展都应该从五个方面进行综合治理和动态联动。综合治理和动态联动的理念非常重要，现在出台的许多政策在解决某个或某些问题的同时，又带来了其他方面的副作用问题。例如，一味的强调经济发展，对贫富差距、生态环境的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到，结果让不少人以为这是改革造成的，从而反对改革，无法形成改革的共识。实际上，这不是改革的错，而是改革当中，我们作为学者没有很好地进行科学的研究，没有做到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代性、前瞻性以及思想性的有机结合。
第三点，要做到上面所说的这些，做到综合治理和动态联动就必须考虑到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之间的相互联动，如何做到激励相容。往往中央的部署非常好，但是政策无法落地。这就证明，你的制度设计、规则制定尤其是顶层设计方面出现问题。经常有人讲，经本身没问题，是和尚把经给念歪了。真的是如此吗？其实，我们要反思，为什么和尚会念歪？小平同志说得好：“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第四点，也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谈到的，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个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我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曾写过一篇文章，副标题是效率、公平与和谐发展的关键在于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可能是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人之一。最近这七八年来，我发现仅仅谈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不够，所以又将这个观点扩展为应该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
政府的作用是哪些呢？我觉得，首先是在于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所需要的基本制度环境，这是最重要的。这个制度环境应该是像老子讲的“无为而治”一样，要充分地调动各类个体的积极性，营造让区域发展的基本营商环境，制度环境才是根本。其次，政府当然要发挥一些导向作用，这正是我们论坛的主题，政府对国家重大的发展战略方面要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当然，由于信息很难对称，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我觉得，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不应是一句空话，反观现实当中政府干预经济、社会发展的范围越来越大，造成的问题越来越多，就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反复循环。要改变这个现状，必须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是仅靠政府和市场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社会的力量去做，它是一种最节省交易成本的方法。
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中部地区的发展需要处理好国企与民企的关系。如果要实现从要素驱动到效益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变，从根本上要靠民营经济的大发展。民营经济的发展在过去40年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在今后也将起到更大的作用，尤其是在创新驱动型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中。的确如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大发展，特别是长江东部区域和珠三角区域的大发展，主要靠的不是国有经济，而是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后者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无论在产值还是就业方面都是巨大的，对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民营经济仍然将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无论是实现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发展还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都离不开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同时，一个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应该是所有制中立、竞争中性的，在这一体系之下技术创新由于风险大的原因，成功的机会不到5%，也基本要靠民企，而不是国企，因此要充分发挥好民企在中国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转型中的重要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发挥好的、恰当的而不是多的作用。